刘洪洁||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交融发展及其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洪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推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同时，中国正深度走向世界，参与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此背景下，建构为时代所需的区域国别学是当前国内人文社科学界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学科建设任务。为探索世界史学科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厘清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河南大学主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9月8-10日在开封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国内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90余位专家学者携手参会，各抒所见。
研讨会设主旨发言与分组研讨两种形式，主要涉及比较视野下的中外现代化研究、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实践案例、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机融合等四项议题，现综述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论断，启发学者们的思考，推动他们积极投身构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之中。虽说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域外国家与地区，但终极目标是在理解世界的基础上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深度思考中国发展与塑造国际新秩序之间的联系。这必然要求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践行破立并举的原则，一方面要对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特别是西方话语支配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还应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推进知识更新与理论建构。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在破除“西方中心论”窠臼的同时，避免陷入“中国中心论”的泥潭。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世界意义、外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等角度，强调了区域国别研究应重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苏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钮菊生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解构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与“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认知，用事实证明了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展现了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智慧，即各国必须将现代化的普遍性内涵与各自具体国情相结合，规划并实现阶段性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冯东兴副教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对以往中国现代化发展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进入新阶段，强调未来既要对内解决好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危机之间的矛盾，又要避免落入西方为阻止中国持续稳健发展所设定的陷阱。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席来旺教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要求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倡导区域国别研究要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纵向视角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横向视野相结合，探究重塑全球治理的创新之路。
鉴于各国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多样性，与会学者还以反思的视角对外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予以归纳。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王铁铮教授强调各国现代化的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他认为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的冲击，但大多数中东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无法从根本上重塑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对比中东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路径可知，各国政府必须统筹各自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方针。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李竞强副教授认为北非地区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历史地理区域，北非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与各自资源禀赋相结合，旨在有效推进民族国家建构，但历经长期的西方殖民，客观上造就了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埃及研究中心谢志恒副教授分析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掣肘性因素，认为引领现代化的精英阶层始终深受西方的价值观、政治体制与外交思路的影响与制约，指出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在于世俗政治领袖在集中权力的同时，要给予伊斯兰政治一定的包容空间，才能充分地凝聚民心与维持社会稳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越南研究所庞卫东教授认为虽然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取得了突出成就，但该国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未能达到现代化的预期目标，表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既需统筹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又需妥善解决社会的核心矛盾。对马来西亚而言，如何处理好华巫族群之间的矛盾以及实现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调适，关乎其现代化进程的成败。
此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卢镇副教授以“全球性文艺复兴”话语的兴起为视角，将西方学者对西式现代化的反思性观点归纳如下：其一，文艺复兴是否具有现代性；其二，强调文艺复兴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即伊斯兰文化、犹太文化、非洲文化以及美洲文化都为西方现代化的兴起发挥了作用；其三，指出文艺复兴思想向全球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展现了阴暗面，表明西式现代化自身具有局限性。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各位学者意识到西式现代化并非普世模式，大多认为研究各国的现代化要具体把握对象国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思考现代化内涵的普遍性与实践道路特殊性之间的联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是对域外国家与地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继而为政府咨政、企业出海、民间交流提供学术支撑，这要求学术界依托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建构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参会学者普遍认为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要遵循“1+1+X”的建构模式，两个1分别为对象国的历史与母语，X则包括国际传播学、国际经贸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专家学者们围绕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实际工作展开探讨，认为建构交叉性的学科体系是基础，培养专业化的外事人才是关键，创新中国话语的学术理论体系是保障。
若干学者探讨了相关学科如何助力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认为世界史作为区域国别学基础学科的地位不容忽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艾仁贵副教授谈到，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差异表现为学科内涵不同、发展路径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艾仁贵强调，世界史在参与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时，要围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种需求，夯实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实现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1+1>2”的双赢效果。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王勇副教授指出，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的融合将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实现民心相通。他还强调国际传播学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要以文明互鉴为视角，拓展与深化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助力中外文明交往。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陈蕴博士认为，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研究范式与理论结构方面具有互补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转向民族社区与区域治理研究，这为区域国别研究范畴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线索。陈蕴强调，伴随“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愿景，人类学为解析域外国家与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宗教形式、语言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参考框架。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李舒扬强调，宗教学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特定社会群体的有益补充。他指出近代早期犹太弥撒亚主义的转向，在本质上是犹太人在身份认同扭曲的情况下尝试借助宗教方式解决民族问题，致使犹太民族的认同感有所撕裂，乃至影响当今以色列犹太社会的凝聚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郑健鑫指出，传统国际政治学在分析当代区域性热点问题时成效有限，他认为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要采取统计学、启发式建模以及历史叙述等方式，创新性地运用世界体系理论，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研究路径对具体问题进行精准分析。此外，如何有效地推动国际经贸是区域国别学应用性的直接体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高级研究员李湛军强调，区域国别学必须重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研究，这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他指出区域国别学视野下的国际经贸研究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投资、融资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为中国出海企业精准地寻找发展突破口；三是创建区域性与国际化的行业标准与经贸规则。
完善的数据库体系是支撑区域国别学长久发展的基础设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姚百慧教授强调，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重视外文数据库建设，应遵循“前后靠前”“能专则专”“内容取向”三大建设原则。“前后靠前”是指主旨内容若能凸显时段或国别的，则依照首字母排序靠前的分类法；“能专则专”是指尽量按照具体的国家或区域进行收录，不能收录则归于其他学科；“内容取向”是指数据库在分类标准时应以内容相关性为参考。
在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方长平教授表示，人才培养要打造高校资源与社会资源互为补益的新模式，既要将社会资源“引进来”,为学生争取前往相关国际组织、国家媒体、跨国企业、高端智库调研实习的机会；又要鼓励高校资源“走出去”,促成学术成果的社会化、国际化，为中国理解世界培养全方位的区域国别人才。
我国在建构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时，可适当借鉴国外经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张传宇副教授以日本“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构建为例，剖析了日本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吸收、利用美国的新史学研究成果，进行符合本国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这表明在运用外来理论时必须秉持批判性思维，融汇西方学术理论，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使之服务于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
此次研讨会还以具体案例呈现了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式与所涉领域，表明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细化、深入的耕耘。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明确特定“区域”或“地区”的定义范围，此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下折射的内涵不同。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生王慧慧以“东亚”概念的变迁为例，审视当下东亚区域内国家间合作的前景。她认为，伴随近代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与华夷秩序的瓦解，东亚地区转变为国家利益与文化认同有所差异的民族国家体系，域内各国在经贸交往、危机管理与环境治理等议题存有分歧的同时也包含着区域合作的契机。
多位学者还聚焦财政转型、社会治理、国际经贸、体育文化、生态环境、国际政治等领域，研究特定区域国别的具体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王然以沙特阿拉伯的国家财政现代化转型为视角，透视沙特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的特点，认为尽管沙特由“石油财政”转变为“后石油财政”,本质上仍是维护君主制、家族化的统治模式与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削弱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对沙特社会的影响。国家与部落之间的互动是中东地区研究的重要内容。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马粉粉认为在摩洛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与柏柏尔部落之间的温和互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如何将部落力量整合为有效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是摩洛哥政府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哈尔滨剑桥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李刚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两国由产业结构互补到产业结构趋同的历史发展结果，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贸易在互利互惠中发展，但伴随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游形成了相较于美国的竞争优势之后，两国贸易摩擦成为新常态，亟须探索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霏教授以叙利亚持续参加奥运会等国际体育大赛为视角，分析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程度，认为叙利亚参赛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外强调巴沙尔政府是唯一代表叙利亚的合法政府，同时展现世俗国家形象，对内凝聚民心，增强民族认同。西交利物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宁锐总结了我国学术界对亚马孙研究的发展历程及问题所在，他强调今后亚马孙研究要解决以下问题：其一，厘清巴西亚马孙的地理范围与指代对象；其二，加强剖析关键历史事件，重视对该区域治理机构与政策措施的研究；其三，充分吸收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搭建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平台；其四，在研究对象上，除传统的现代化开发战略研究之外，还应重视亚马孙区域内部的复杂社会构造、文化遗产以及环境变迁等研究领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黄倩以非裔美国人的非洲身份认同为切入点，分析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自由独立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她指明，非裔美国人认同“非洲”的身份属性与历史文化归属感，将非洲视为其情感寄托，直接影响着当下非裔美国人同非洲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交往关系。
此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石芳总结了2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非研究发展现状，指出目前该领域依然薄弱，存在语言短板、原始资料欠缺，以及研究主题过度集中于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等方面的问题。她强调要建构中国话语、自主知识体系的西非研究：首先，应在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西非地区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其次，要统筹精通英、法、葡、阿拉伯语以及豪萨语等语种的人才队伍进行协同研究；最后，注重以全球史的角度阐释西非的发展变迁，重视西非与欧洲、美洲、中东等地区之间的联系，将西非地区置于大西洋世界的整体发展中去考察。
在“区域国别学”被认定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之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迎接挑战。参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世界史学科作为支撑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学科，应主动顺应时代需求，探索出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助力区域国别学的发展。
河南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俞金尧强调：“世界史之于区域国别学，犹如数学之于理工学科的意义。”他认为区域国别学属于国际问题研究范畴，具有地域性、全面性、跨学科性以及在地性和经验性；世界史则是复数历史脉络与多维地理空间的统一体，即在全球范围、跨国地域、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内，根据实际需要研究文明史、海洋史、生态环境史、科技史、社会史等内容，这就为解决区域国别学的现实关怀提供了历史基础。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院长、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梁占军教授也认为，理解现实问题必然要以历史问题为切入点。但他强调，在区域国别学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应特别重视掌握对象国的母语；世界史学科不仅要加强传统大国与重点区域的研究，还不能忽视培养研究小国与欠发达区域的专业人才。
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需要全新的研究路径与理论范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史林》杂志社主编郭长刚研究员指出，伴随全球化的密切联系，史学研究范畴内的国别史学渐趋地转向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区域研究则在90年代转向了全球研究。这两种“全球性”的研究视野转向突破了各类传统“中心论”,尤其是西方中心论、民族中心论等。我国的区域国别学要体现“后发优势”,即在研究理论上要避免落入“中心论”的陷阱，应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文明交往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副主编黄昭宇指出，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一，在学术视野方面，世界史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历史视角，区域国别学则将世界史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大背景，两者的融合既增强了世界史的现实感，又拓宽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视域；其二，在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方面，两者的融合将贯通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使此类研究在分别侧重历史与现实的同时具有更强的纵深感；其三，在学术认知方面，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从纵横两个维度相结合思考问题，形成交叉、立体的认知视角，在更大时空跨度、更强动态发展、更密切关联的分析视域下，有助于揭示事物发展的真相与规律，更有效地为现实决策服务。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大伟副教授将丝绸之路研究视为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融通的典范，强调世界史研究要关注各区域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世界史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既定的历史区域与史实基础，进而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地理空间中从事区域国别研究。
此外，若干学者以具体研究案例展现了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交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许二斌教授以查理七世的军事改革为切入点分析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常备军的建立促进了法国的社会安定，推动了国家政治统一与民族认同的形成，是法国由封建君主国迈向近代国家的重要步骤。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朱传忠副教授以1514年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查尔迪兰战役为例，重塑了两大帝国围绕主导“伊斯兰秩序”展开霸权斗争的历史叙述，认为两大帝国在16-18世纪之间的交往互动对于理解当代中东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地缘博弈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高阳指出，在工业化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英国建构了现代化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流动性与多元性的传统医疗市场转变为行业壁垒森严式的现代医疗市场，同时政党立法干预下的结构性治理取代了医疗行业协会主导下松散的特权监察与道德规劝机制。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李泽源以美国占领海地时期(1915—1934)的现代化改造为主题，以历史视角分析了海地共和国贫困的根源，认为这是美国将整个拉丁美洲纳入其“美洲体系”的逻辑结果。他强调美国针对海地的现代化改造根本目的是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对外输出，直接后果是海地在政治与经济上皆依赖于美国。海地案例具有典型性，它可窥探当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实施现代化改造的过程、结果与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全秋红以二战期间华籍海员遗款问题的解决为切入点，分析了民国政府就海员抚恤金问题与多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策略与方式，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今后解决相关海外劳工利益问题提供了经验教训。
由此可见，世界史本身就是高度交叉与融合的知识体系，包含医疗社会史、军事史、经济史、环境史、政治史、对外关系史等学科。可以说，世界史是打开区域国别研究的一扇窗户。唯有基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区域国别研究才能切实理解研究对象的发展现状，把握未来趋势，推动新型交叉学科健康发展，同时为决策提供有益的咨询。
伴随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我国的涉外学术研究正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世界历史，又要建构精细化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本次研讨会的主旨是思考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学者们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视角下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凝聚了共识，在学术界发挥了前瞻性的引领作用。首先，许多学者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性，它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论启示，强调未来需要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此外，通过探讨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融合发展，必将有的放矢地对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细化的学术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理论启示与经验教训。其次，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交融为学界研究全球化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框架。一些学者呼吁要在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相结合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角，既要加强对全球史观、地缘政治、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交往等理论的运用，也要重视多元化研究方法的使用，例如田野调查、比较研究、计量分析、跨学科交叉等。再次，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促进国际间交流与互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发展。若干学者强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要基于学术界对世界的理性认知，呼吁加强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交融的实践应用研究，为全球治理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指引。显然，这次学术研讨会彰显出巨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王铁铮教授在作会议总结时讲道：“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不仅是学科进步的必然选择，更是我们理解全球历史进程、把握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本次会议无疑为我们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别和区域热点问题，拓展世界史学科发展空间、推动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2期。